柳宗元因“二王八司马”事件被贬邵州刺史（州的正职），行至半路，加贬为永州司马（刺史的部属）。永州，即今湖南永州（位于湖南南部）。《黔之驴》为柳宗元在永州期间所作。在唐朝时期，能与《黔之驴》沾边的“黔”则是当时在西南设立的黔中道。黔中道包括今天的重庆南部、湖北西南、湖南西北、贵州东北等地，治所在黔州（今重庆彭水）。所以，不管是从当时的地域关系还是古地名变迁来讲，《黔之驴》中的“黔”应该是在黔中道辖地内，而不是指今天的贵州。
唐代，不少诗文均提到“黔中”“黔阳”“黔南”“黔州”等，用法不一，但均指黔州（治今重庆彭水），与今贵州无关联。例如，綦毋潜（692—749年）《送崔员外黔中监选》诗云：“持衡出帝畿，星指夜郎飞。神女云迎马，荆门雨湿衣。”孙逖（696—761年）《送张环摄御史监南选》“江带黔中阔，山连峡水长”。杜甫（712—770年）《送王十五判官扶侍还黔中》“……黔阳信使应稀少，莫怪频频劝酒杯”。这些诗句中的“黔阳”均指“黔中道”。刘长卿（709—789年）《送任侍御谪黔中》：“不识黔中路，今看遣使臣。猿随万里客，鸟似五溪人。”司空曙（720—790年）《送庞判官赴黔中》“乱山来蜀道，诸水出辰阳四”。天宝七年（748）进士李嘉祐《送上官侍郎赴黔中》：“莫问黔中路，令人到欲迷。水声巫峡里，山色夜郎西。”孟郊（751—815年）《赠黔府王中丞楚》：“旧说天下山，半在黔中青。又闻天下泉，半落黔中鸣。”权德舆（759—818年）《送黔中裴中丞阁老赴任》：“景霁山川迥，风清雾露开。辰溪分浩淼，僰道接索回。”李频（？—876年）《黔中罢职泛江东》“黔江初罢职，薄棒亦无残”。唐末诗人杜苟鹤（846—904年）《送人尉黔中》“知尉黔中后，高吟彩物华”。这几位诗人所言“黔中”，也是指“黔中道”。刘禹锡（772—842年）《送义舟师却还黔南》（并引），在引文中说得更为明白，“黔之乡，在秦楚为争地……”战国时期秦国与楚国争夺的就是湘西、川东、黔东一带。其诗云“黔江秋水浸云霓，独泛慈航路不迷”。窦群（760—814年）《自京赴黔南》“西南一望云和水，犹道黔南有四千”。白居易（772—846年）《送萧处士游黔南》“江从巴峡初成字，猿过巫阳始断肠”。许棠（822—？年）《寄黔南李校书》：“从戎巫峡外，吟兴更应多。郡响蛮江涨，山昏蜀雨过。”贾岛（779—843年）《送皇甫侍御》“来使黔南日，时应问寂廖”。晚唐诗人薛能（817—880年）《长安送友人之黔南》：“衡岳犹云过，君家独几千……陆路终何处，三湘在素船……”晚唐诗人顾非熊《送皇甫司录赴黔南幕》“黔南从事客，禄利向来饶”。几位诗人所言“黔南”，是指“黔中道”。白居易《寄黔州马常侍》：“……可惜风情与心力，五年抛掷在黔中。”诗名用“黔州”，诗中则用“黔中”。表明两者同义。苗发《送孙德谕罢官往黔州》；李频《将赴黔州先寄本府中丞》等，均写到“黔州”。
此外，贵州遵义人赵国珍（苗族），天宝十一年（752）任黔州（治今重庆彭水）都督，兼任黔中道观察使等职，在任十余年，清正廉洁，政绩突出，他升职后，当地官绅于上元二年（761）立“唐黔南节度使赵国珍德政碑”，以示纪念。更明示唐代“黔南”与贵州无关。
《柳宗元黔之驴取材来源考》 季羡林
历史上，今贵州地域汉代称“牂牁”。战国《管子·小匡》载：“桓公曰：‘呈乘车之会三，兵车之会六，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北至於孤竹……南至吴、越、巴、牂牁……’”表明战国时期，牂牁已名闻中原。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，即筹划经营“西南夷”各部。其中南夷有且兰、夜郎、鄨、同并、漏卧、勾町、进桑七侯邑。《史记·西南夷列传》言：“西南夷君长以什数，夜郎最大。”夜郎古国位于今贵州境内，为南夷各小国之首。《汉书·司马相如传》“关沫、若，徼牂牁，镂灵山”，说汉代疆域已达到牂牁。《后汉书》载：“牂牁郡，武帝置。”共有16城，3万余户，26万余人。汉代牂牁郡领故且兰、夜郎等17县，地域包括今贵州省大部、云南东南部和广西西部毗邻地带。三国蜀汉将牂牁郡一分为三，牂牁郡名下仅有且兰、夜郎、谈指、毋敛、鄨、平夷六县。西晋时，今贵州地大部属益州牂牁郡，其余分属宁州兴古郡、益州朱提郡、梁州涪陵郡、荆州武陵郡。东晋晋怀帝永嘉五年（311），牂牁郡分为牂牁、平夷、夜郎三郡。隋代，今贵州分属沅陵、黔安、巴东、明阳、牂牁、泸川等六郡。唐贞观四年（630），在黔中道置黔州都督府（治黔州）。督黔、牂、播、思等50羁縻州。
绿荫轩——黄庭坚谛黔州（治今重庆彭水）所建
到了宋代，仍有黔州（今重庆彭水）之设，黄庭坚于1095年贬为涪州别驾（佐官），安置于黔州（治今重庆彭水）。写了《谪居黔南十首》，其诗描摹黔南地理环境：“山郭灯火稀，峡天星汉少”。“苦雨初入梅，瘴云稍含毒。”黔州之名一直用到南宋绍定元年（1228），升黔州为绍庆府（仍治今重庆彭水）止。黄庭坚《黔州黔江县题名记》言：“黔江县治所，盖楚开黔中郡时，哥罗蛮聚落也……胶西逢兴文为黔州军事判官……”
极而言之，明代以前，“黔”字并不代表贵州。直到明永乐十一年（1413）设置贵州布政司，才以“黔”为贵州别称，如《明史·本纪第四》载“自后滇、黔、巴、蜀间，相传有帝为僧时往来迹”。《明史·本纪第二十三》云“贵州黔东诸府”。《明史·食货志》言“荆州上接黔、蜀，下联江、广”。
此后，有了郭子章《黔记》，更突出了“黔”的地理分区意义。但此时，距柳宗元写《黔之驴》已有600年之遥。
最后简述一下寓言《黔之驴》的渊源。1948年，季羡林先生《柳宗元黔之驴取材来源考》（载《文艺复兴》）一文认为：柳宗元写这篇寓言，是有所本的。他说：“在中国书里，我到现在还没找到类似的故事。在民间流行的这样的故事是从外国传进来的。我们离开中国，到世界文学里一看，就可以发现许多类似的故事。时代不同，地方不同，但故事却几乎完全一样，简直可以自成一个类型。我们现在选出几个重要的来讨论。”季先生例举了印度寓言集《五卷书》《本生经》，以及希腊《伊索寓言》和法国的相关寓言。基本的意思大体相似。如《五卷书》中的寓言说：某城市一个洗衣匠有一头驴，因为缺少食物，瘦弱得不成样子。洗衣匠想了个主意，将老虎皮蒙在驴身上，把它放到大田里吃人家的麦苗。人们以为是老虎，不敢把它赶走。有一天，驴听到远处母驴叫声，也跟着叫起来。人们才识破其伪装，就把它打死了。其他几个寓言故事情节，大同小异。因此，季羡林先生明确指出：“柳宗元或者在什么书里看到这故事，或者采自民间传说。无论如何，这故事不是他自己创造的。”这更说明“黔驴技穷”与贵州不沾边了。
「本文刊于《文史天地》2023年第6期」
「孙娟，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副教授，博士；
纳光舜，贵州省宗教学会常务副会长」
版式：刘 丹 刘 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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